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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是校园里绝对的“优等生”，进入职场越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挫折。有些时候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适应新环境的心理准备和现实能力，而仅仅在于内心一种无法跨越的“荣誉感”。 当如影子一样伴随十几年的“荣誉”与“优越”，被职场的平淡碾碎并淹没时，他们开始陷入思索。 有些事情，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的 每次接到中学同学发来的聚会通知，许潇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辞掉——对她来说，多年后的老友重逢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。 问题出在大学毕业之后。许潇发现，原来起点跟自己差不多，甚至远远不如自己的那些中学同学，现在一个个都在职场上叱咤风云；而她自己呢，都3年了，还只是单位里一个“碎催”，整天干些打杂跑腿、毫无技术含量的琐碎工作。每次想到这儿，许潇都失落极了，觉得根本没脸见人。 “在我们这样一个事业单位，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优秀，论资排辈都是铁律！我资历浅，年龄又最小，所以，哪怕能力再强，领导也不可能把重要任务交给我来做。”许潇无奈地笑笑，“你能想象吗，我每天一早来了就是扫地打水擦桌子，然后复印各种资料，要么就是按照领导的口述起草文件。对了，不定期的还要满北京跑，给这个领导送文件，给那个领导取东西。” 许潇的学生时代绝对算得上顺风顺水——中学毕业之后，她以绝对的高分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经济学专业，4年读下来，又被直接保研。 其实，在同学们眼中，许潇原本是个挺活跃的人，爱扎堆儿，人缘也相当不错。更重要的是，几乎每个接触过她的人都了解，她是个绝对的优等生：历次考试成绩从没掉出过全班前三，还有几次更是年级大排名的冠军；三好学生、优秀干部之类的奖励对她来说基本上没有悬念，拿奖拿到手软；高三那年，她还第一批入了党，成了极少数的学生党员——这么说吧，只要是学校设的奖，许潇就很少有落下的。 唯一有些坎坷的，是体育。跟不少爱学习的乖孩子一样，许潇的“致命伤”是体育不好，尤其是800米长跑。考高中那年，为了不在体育成绩上丢分，许潇对自己下了“狠手”：每天早上7点到校，一个人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。两个月下来，她的800米成绩愣是从4分钟左右蹿到了3分10秒，又是个全班第一！ 许潇曾经试过把这股“自我蹂躏”的劲头用在职场上。去年单位组织春游，领导把选路线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她——终于能独立干件事了，许潇甚至有些受宠若惊。回到家，她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，上网钻研北京周边的各个旅游景点，之后又拿出写毕业论文的认真劲儿，详详细细地写了份长达四五页的“调研报告”——她按照“省钱的”、“好玩的”、“交通方便的”等几个关键词，一共列出了14条路线供领导选择。 春游搞得挺成功，但回来之后，许潇每天的工作依然是跑腿打杂。她忽然意识到，有些事情，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的。但她一直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进入职场之后会变成这样。 夹在两种价值观之间，被评比折磨得焦头烂额 “真给我丢脸”——这5个字，现在几乎成了侯禹的口头禅。看着自己班上这43个鬼头鬼脑的学生，侯禹常常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就没见过这么没有荣誉感的人！” 侯禹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老师，尤其是当中学老师，因为他觉得“十几岁是一个人成长中的关键时期，这时候什么样，以后基本上就定型了”。而他，非常愿意在这个时候，用自己的言行和态度来影响更多年轻人。他觉得，中学老师不光是在教知识，更是在教学生如何做人、如何做事。为了这个理想，他发奋学习，终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毕业之后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学教师。 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学校领导把一个高二文科班交到他的手里。很快，侯禹就觉得不对劲儿了—— 每周，学校都要对各班进行评比，内容涉及在校期间的方方面面：有没有迟到、穿没穿校服、值日做得是不是干净等等，统统纳入考评范围，有人违规就要扣1分。就是这样一个评比，别的班分数大都是97分、98分,有些还能达到100分；而侯禹带的班，分数几乎就没上过80，最差的一次甚至是56分,创了学校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！ 从小都被表扬包围的侯禹，现在却三天两头因为这事挨年级主任训斥，说他对班上学生管教不严，无视纪律。可侯禹也委屈着呢：班会上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，红脸白脸都唱过，也跟几个重点“捣蛋分子”掏心窝子地谈过话，可学生们的反应却让他吃惊——“老师您真逗，咱要那么多分儿干吗呀，不当吃不当穿的。您想开点儿，他们愿意扣，咱就让他们扣去！” “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价值观。”侯禹说，“都说文科生自由散漫，其实我知道，他们说的不是没道理，有些评比确实意义不大。可现实是，学校有硬性分数在那儿卡着，谁都得遵从这套标准，回回这么丢人，也不是个事儿啊！” 被“荣誉感”折磨得焦头烂额的侯禹，最后终于想出了个办法：他要求学生们把校服放在学校，赶上检查的时候再拿出来穿上应应景；每天放学，他都亲自带着学生做值日，看到哪儿没扫干净，干脆自己上阵。 “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！”侯禹笑笑，“迟到这事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