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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政治、商业、社会以至个人的危机管理中，其精髓在于发现、培育，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；而错误地估计形势，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。

    在“非典”突袭中国之后，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政府和企业危机管理的问题，但事实上，个人也存在着一个危机管理的问题，在面临危机、挑战的时候，同样也需要很高的智商和情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非典”考验着一部分人的机体免疫力，也考验着大多数人的心理免疫力。

恐惧会因了解而减少

    从前，有一位瘟疫大使奉命到某一个国家，他的任务是招魂5000条人命。回程中他遇到另一个大使和他擦肩而过，对方说：“你夺走了5万条人命，并非5000。你知道吗？”瘟疫大使回答说：“其实很冤枉，我真正只取了5000条命，其余的是恐惧取走的。”

    这是国外媒体在“非典”时期讲述的一个故事，它反射出“非典”带给人们的生活两难和心理冲击。尽管地球并没有因为“非典”而停止转动，太阳下山明天依旧会爬上来，但“非典”带给人们的影响却是无法回避的。对许多安逸日久的人来说，“非典”突然间使我们熟悉的世界变得不确定了，许多人都感到对未来缺乏把握，一系列心理问题因此产生，一些人开始变得消极和绝望起来，而这种“心灵上的传染”所滋生的绝望比蚊虫或任一种疾病的外在病毒动作更快，这种精神状态甚至激活了体内那些本来“不活动的”病毒。
 
    这时，有人提出“我们要消灭恐惧”，不要被“非典”吓死，但遗憾的是，这种恐惧是语言所无法控制或扼杀的，隔离它的办法只有了解。就像一位东方哲人所说的那样，如果你要试着去控制你的恐惧，它将会受到压抑，它会进入你的深处，它将不会有所帮助，只会把事情弄复杂。在此，“了解”是关键词，只有了解能够带来突变，没有其他办法。

    心理学家很早以前就曾告诉我们，恐惧永远属于未知，如果你已然经历过，你就不会有任何恐惧，就像人生的许多第一次一样，经历过了，也就拥有了心理上的免疫力。在“非典”时期，人们会发现，自己对大众媒介空前地依赖起来，因为人们需要了解事态的发展，以便科学地进行自我防范，并通过了解而释放压力，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也是人在心理层面的自我保护手段。在这里，媒介成了一股解放的力量，它帮助我们打破了距离和孤立的藩篱，减少了危机带给我们的无形压力。

    如果说有什么堪称不幸中之大幸的话，那就是“非典”发生在一个网络和电讯业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发生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。当恐惧浮现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一切现代化的手段去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它，并且与对我们有帮助的人进行实时沟通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、朋友，也包括医生、科学家、政府官员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确知世界各国、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了，面对“非典”这一谁也回避不了的公共危机，世界正在与时间赛跑，每过去一天，我们就多了一份希望。

积极地接受改变

    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，“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不管你是否情愿，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——“非典”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在“非典”的高峰时期，你必须节制社交活动，必须特别注意个人卫生，到一些特定的地方，口罩等防范措施是不可或缺的，为了增强免疫力，你还必须改掉睡懒觉等生活习惯，多作运动，多晒太阳，等等。

    就连人际交往模式也有了改变。在学校、单位及其他聚会中，拥抱、握手有必要让位于点头、抱拳，近距离交谈应得到控制，在特定时期，聚会、约会、串门不再值得提倡，会餐地点、方式都将有所改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有的友情和信任的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内涵，取消见面也许正是为了将来更好地见面。

    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野生动物不再是任取任食的美味珍馐，保护它们也正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。与此同时，红花绿叶却成了人们的好朋友，花市火了，公园也热了。在很多城市，以前朋友约会的邀请语一般都是“有时间吗？一起吃顿饭。”现在，人们约会的说词改为“一起去爬山怎样？”仿佛一夜之间，中国人变得热衷于运动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打羽毛球、踢毽子、玩飞盘的人，健身器材和运动器械变得畅销起来，一些俱乐部更是煽情地广而告之：请你、请我、请他吃饭，不如请你、请我、请他出汗。

    一直以来，科学家都在试图告诫我们，改善健康是一件很有好处而且成本低廉的事情，15美元的药品就能治愈肺结核，麻疹疫苗只要几美分，但遗憾的是，人们在对自身的健康呵护方面投入依然有限。如今，“非典”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，大家前所未有地关爱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来，在“非典”的阴影中，亲人、朋友间的感情受到了格外珍视。一条短信、一个电话、一封邮件，起到的温暖作用是往日无法体会的，特别是当疫区的朋友竟主动打电话祝福非疫区的朋友如何关照身体，如何作好必要的防范时，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。

    据报道，由于聚会、聚餐不再受欢迎，下班就回家——成了喜欢夜生活的许多长沙男人久违了的生活。一家人一起吃饭、看报、看电视、看影碟，应酬少了，与家人欢聚的时间多了，许多人感慨说：“原来陪家人吃饭是这么幸福！”而在北京，“非典”疫情的加重，使法院在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量上有了大幅度下降，离婚案件下降最多，与往年相比少了40%。对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来说，“非典”更是带给他们深厚的责任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想不改变都难。

    成功学大师安东尼曾经说过，对于一切事物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感受方式，且造成不同的结果。之所以会造成不同的结果，就在于看问题的心态和角度不同，同样面对危机，有的人能够坦然接受，有的难以接受，同样是接受，有的人是消极接受，而有的则是积极接受，并且能够从中找出积极的成分。当你能够积极地接受这种种改变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事情都只是生命长河中的浪花，它们越是千姿百态，你的人生越是丰富多彩。

善用内心的力量

    由于“非典”的冲击，许多关系到我们个人的事情都发生了突变，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好像一下子慢了下来，本来就难以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也就显得更加容易分散了，于是在一些高校，玩的队伍扩大了，学的队伍缩小了。尽管这种放松也许只有几个月，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里，停下一个月可能就会落后很多。因此，一位家长给在北大上学的孩子写了一封信。

    她在信中说：孩子，你说“这些天很悠闲，大家把最原始的玩法都拿出来玩：放风筝、跳皮筋、踢足球等”，妈妈认为，可理解却不可原谅。你想想，是不是因为“非典”，世界就不竞争？因为“非典”，社会就不发展？因为“非典”，历史就不前进？祖国就不要强大、落后就不再挨打、人类就不需要科学、个人就没有了人生价值之分？那，“非典”过后，你拿什么去向自己交代？况且，人的一生，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谁要一遇不顺心就放纵自己，谁就一定一事无成。

    对于这些经历过文革“放羊”岁月的中年人来说，没有任何事情“可以”和“应该”成为蹉跎的借口，他们念念不忘的是，即便在动乱年代，仍然有很多人在默默积累和耕耘，他们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的栋梁。

    在英国大瘟疫时期，有的人受到侵袭却未死，有的人与病患及濒死的人相处却没被传染，与其说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是因为运气，倒不如说是他们未被绝望打倒，他们将自己看做是有办法的人。危机没有让他们愁眉不展，而是唤醒了他们体内的激情和能量，他们不仅在当时的困境中表现英勇，就是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也始终保持乐观、坚韧的高尚品格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面对恐惧，你完全可以跑得更快，就像草原上被狮子追赶的羚羊一样，要么瘫倒、毙命，要么奔跑如飞，获得生存的机会。因为恐惧包含一种能量，而能量是无法被摧毁的，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，恐惧就是负面状态的愤怒。当一个人愤怒时，他会变得非常有力，他的力量可以增大三四倍，可以做出一些不生气的时候做不到的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恐惧也并非是完全消极的，就像在残酷的战争中，同样面临死亡的威胁，有的人成了将军和英雄，而有的人则患上了战争后遗症或心理疾病，甚至当了逃兵。力量发散到了不同的方向，结果自然有所不同。

    在政治、商业、社会以至个人的危机管理中，每一次危机都包含着导致失败的根源，也蕴藏着成功的种子。发现、培育，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，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；而错误地估计形势，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无论是“非典”还是其他什么“非典型性”危机，都可能会成为我们个体获得更大成长的机会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