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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永康用工市场的旮旯角落里，活跃着一批批择业自由人。他们就像排球场上比赛双方的自由人那样，可以不听裁判指挥，在规则范畴内自由上场下场。这些被人称之为“打工游击队”、“劳务市场边缘人”的短工，原先以城郊尤其是城南郊区一带的农民为主，后延伸到外来务工人员。他们常以“简单、结算工资快捷自由”等为快乐理由，在城区各约定俗成的站点汇集，然后根据各人“抢活”本领各奔东西。 　　这些短工在用工市场上从来不抢企业“锅里的饭”，即使企业用工需求再旺，他们也视而不见。至于他们为何不乐意穿上工作服上班，原因简单也复杂。因此，在新的用工环境下，记者把目光再度转向短工市场，听听作为“边缘人”的短工，能说些什么新鲜故事。 在人们穿着棉衣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日子里，阿勇额头上的汗水却一直往外溢。他照样挑着沙石，任凭压在肩膀上的扁担吱吱地呻吟，脚板子仍然一步一步地踏上楼梯。 　　像阿勇这样的短工,有人毛估估市区有几千人。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如今短工不再局限于家政服务、建筑装修等传统的行当，已向其它领域延伸。 　　找工：一场别致的战争 　　揽活是短工的重头戏，短工们几乎每天要找东家，甚至一天要找几个东家。短工的生存艺术也是快捷找东家的艺术，找到了活就等于挣到了钱。那么，他们是怎样找工的呢？下面是记者在短工市场摄到的几个镜头。 　　镜头一：10日上午7点30分，在暖烘烘的异味中，伍根摸到最破的那件外衣，窸窸窣窣地下床、出门。穿破旧衣服是他的经验之一。他说，老板会觉得这样的短工能吃苦会干活，能提高找短工的成功率。 　　伍根在过去的6年里，曾经在新疆、北京、南京三地打短工。在建筑工地挑过沙石、做过清洗墙面的蜘蛛人、当过家政工、修过家庭窗帘、帮人打过架，甚至还当过群众演员，曾和多位明星在一个剧组里呆过。这也成了他空闲时惯常的谈资之一。去年来到永康后，一直在短工市场混，他没有技术也没有特长，但“抢活”快，每次遇到招工老板，他不问招什么工就先挤上车再说。这天也一样，才8点15分就揽到了第一笔活。一小时后，伍根又回到江南电信大楼附近找工。他说，那几十分钟的时间，他挣到了25元，这活还特别简单，和一兄弟把六楼房顶的十几盆花木抬到三楼，女主人看他们干活利索，还奖给他们几个大柑橘。他还说，他的“活络”是得益于这几年的短工生涯，真应了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这句古话。 　　镜头二：上午10点，一个中年妇女开着宝马徐徐驶进江南电信大楼附近的短工市场，未等车子停稳，几十位短工马上围了过去。“老板娘要招什么工？”“清扫工。”话音未落，冲在前面的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，而另外几个提着泥水工具的却进不了车。 　　“5个太多了，我只要3人。”老板娘一看后座就连喊：“下去2个，下去2个。”可谁也不愿意下，僵持了几分钟，其中一位男短工向老板娘说起好话，说自己几天没找到活了，老婆孩子的吃饭钱还没着落。这句话“感动”了老板娘，她不仅让他一起去，还另外找了一点男工干的活。 　　镜头三：“需要什么工？”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出现在短工人群视野里，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这位老板招的是粉刷墙壁的泥水工。一阵子的讨价还价后，两位短工坐进了老板的车，其余的带着失望的表情无奈地离开。其中一位胡姓男子喃喃自语地安慰自己，快过年了，家庭装潢的多，今天肯定能找到活。 　　镜头四: 胡贵的自行车后座备着一套木工工具，分明是做木工的。他也曾挤到人群里，打听是否有自己擅长的活，但四次进去，次次都从人群里挤了出来。一老乡看着他的狼狈样就调侃道：“你太专一了，还是改改行吧。”胡贵有些尴尬。到中午时分，胡贵决定改行做粗活，12点时，终于揽到了这天的第一宗活——扛水泥。他因此下决心要把自己培养成“万精油”，装潢中的打洞、接电线、改造旧家具等等什么的活，自己都能沾上边。 　　及时付薪，这比啥都强 　　在人们的印象里，短工比企业里的“固定工”更艰苦，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干的又是苦力活，颁布多年的《劳动法》又与他们不沾边。然而，在企业求工若渴的时期里，短工们却仍然热衷于做短工，且是乐此不疲。个中原因，那就是短工除了自由，工资拿得爽快“老现”是主因之一。 　来了雇主就是来了“摇钱树”，然而毕竟僧多粥少，一些揽不到活的短工只能一声叹息。 　　个例一： 　　“吃了这次苦头，我再也不想到企业当工人了。”阿明身上还穿着他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工作服。他说，他想不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自由的活了。要起大早赶上班，进车间后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，动作要麻利，否则组长就会点名，8个小时干下来，一回家就发现全身骨头像散了架，坐在沙发上没法再动弹了。原来阿明的工作岗位是全自动的生产流水线，这对自由惯了的他来说，倍感受约束。 　　如果说，“变换方式生活，调整工作空间，实现自我价值”是现代人频繁跳槽的理论依据。那么，自由就是短工们的口头禅了。阿明说，人家白领都跳槽“上瘾”热衷打短工，我们这些初中没毕业的大老粗，还有什么可留恋长工的？ 　　个例二： 　　江西德兴县黄板乡是泥水匠之乡，市郊上水碓村是他们的根据地。徐根也出生在这个泥水匠之家，哥哥和弟弟都是泥水匠。他们在永康做了20来年的泥水短工，兄弟仨都把孩子交给父母带，带着老婆来永康租住在上水碓村，三对夫妻都是妻子做家政，丈夫做泥水短工。去年，徐根17岁的儿子考不上高中，也来永康学起粉刷、砌砖等泥水活，成了二代短工。他说，做短工白天是累了点，但晚上就自由了，一家三口回到临时的家里，妻子炒几个小菜，他和儿子喝上几盅，遇上什么节日，兄弟三家围上一桌，美美地吃上一顿。而几位在工厂做长工的老乡，就没他们自由了，隔三岔五地要加班。 　　个例三： 　　阿凤是永康本土人，儿子儿媳去外地开店做生意了，她在城里帮他们带孩子。她送孙子上幼儿园后也来到短工市场觅家政活。她说，她做短工挣钱是瞒着家人的，她觉得这行当虽然有失体面，但自由且不会拖欠工资，还是挺实惠的。有时碰上好心的女主人，还能带回一大袋吃的穿的。